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上，他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指出了当时的革命文艺“为了谁”“怎么为”等问题。此次讲话，与5月2日的讲话合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指导推动了彼时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为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
时隔80多年，为什么一篇文艺战线上的经典著作还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时间追溯到1941年，党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以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到1942年春，整风运动已颇见成效，但在文艺界中还有不同程度的弊端：有的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不熟悉自己作品中刻画的对象，创作时还习惯以小资产阶级的视角来描写工农兵的生活；有的高高在上，不了解广大基层群众的想法，不懂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还在用自己的主观来描摹着现实的客观，导致人物僵化、故事呆板；有的不从轰轰烈烈的革命社会实践中找寻灵感，一味钻到书籍中寻词摘句……凡此种种，都加深了文艺创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隔阂。
由于文艺创作者们脱离了最基层、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缺乏深刻的社会实践与生活体验，不熟悉人民的语言，不了解人民群众的喜好，“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与火热的革命实践也好，与人民群众的需求期盼也罢，都可以说是格格不入，更不用说赢得群众的真心欢迎和掌声。
为此，毛泽东同志对延安文艺界的情况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广泛听取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各代表人物的意见建议后，他对延安文艺界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述，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
找准了问题和痛点，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一时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适应时代需要，贴近百姓实际生活，创作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成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识。正是在坚持正确文艺创作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事业才真正走出了自导自演、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的小天地，广大文艺创作者们积极投身并融入到广泛而热烈的革命运动与社会变迁实践当中去，创作出了一大批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等脍炙人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不仅如此，这些文艺作品还成为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群众的血肉联系。
时代在变，有些初心和使命始终不变。“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从作家柳青蹲点农村14年创作《创业史》，收到“现实生活的历史容量具有了史诗性的规模”的高度评价；到《山海情》《觉醒年代》《大江大河》《人世间》等一大批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屡屡收到好评……事实证明，“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只有真正站稳人民立场，文艺才能有正确的前进方向；只有将目光聚焦广大人民，文艺创作才能获得不竭的力量之源，创作出更多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奉献出更多的精神食粮。
当然，喜闻乐见绝不是一味地迎合市场和受众，甚至是无厘头、无原则、无底线，创作出一些粗制滥造、毫无内涵的文艺作品来。当前，我国文艺创作方面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比如有的创作者盲目跟风，在一些选题上一拥而上，作品的内容和语境同质化倾向严重；有的哗众取宠、牵强附会，用畸形的审美倾向、错误的价值观误导大众；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严重错位，缺乏出精品的意识，在唯流量论中迷失自我……这些行为显然不是热爱人民、扎根人民的表现，也注定难以创作出具有深沉力量和隽永魅力的文艺作品。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习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实践也充分证明，那些在历史上留下盛誉的文艺家，无不把人民群众摆在崇高位置。也只有坚持文艺的人民性，才不会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全球文化激荡中迷失方向，才不会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才能创作出真正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才能凝聚起构筑文艺高峰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