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津贴获得者、第八届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理论经济学联席召集人。他是中国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对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研究。
即将开启的2023年，中国经济如何稳中求进？接下来如何避免市场预期大起大落？还有哪些办法提振信心？张军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逐一进行了解答。
1.预期管理越来越重要
2.需求恢复还需要时间
3.放开后要防止医疗挤兑
4.个体和总体相互影响
5.对民企拿出重磅政策
6.治理手段应基于规则
每经记者 余蕊均 江然 每经编辑 刘艳美
2022年收官在即。最近一个月内，优化防疫措施从“二十条”进一步更新至“新十条”，重新点燃这个寒冬的市场热情。以广东、浙江为代表的经济大省率先出动，带着招商团、外贸人开始在全球奔走，争分夺秒抢订单。
在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看来，这些走出去的人，用行动诠释了政策，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些行动率先发生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说明这些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关注还是略胜一筹。
“很多地方还在纠结防疫政策，而他们已经冲到海外市场上去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张军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
就在“新十条”公布前夕，张军与姚洋、黄益平、梁建章、管清友、任泽平五位经济学家联名提出关于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他在受访时进一步指出，放开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但还不充分，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跟上。对每一个微观主体来讲，放开之后，相当于一下子进入到另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明年不见得一定会有一个‘V字型’反弹”。
如何大幅降低放开以后可能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将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挑战。采访中，“不确定性”被多次提及。在张军看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风险和不确定性都更大的阶段，预期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应该放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
今年GDP增速预期3.5%左右
宏观经济就是这样，实际数字本身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数字跟我们的预期到底有没有落差。
NBD：2022年即将收官，您对中国经济全年增速作何判断？
张军：无论国际组织还是国内金融机构，目前大家对今年GDP增速在3.5%左右是有基本共识的。当然，实际情况还要看四季度数据。
NBD：您年中时曾判断，今年如果能达到4.5%或5%的话非常了不得。现在来看，和您当时的预期可能还有1~1.5个百分点的落差。
张军：是的。其实从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恢复势头，但是很脆弱。进入秋冬以后，疫情蔓延又更加严重，特别是四季度，一下子又把整个势头拉了下去，这是没有预料到的。我之前觉得全年增速4%是有可能的，但按照新的趋势推算来看是不太可能了。
不过，我想全年经济增长具体是多少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整个市场对今年的整体预期已经比较低。宏观经济就是这样，实际数字本身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数字跟我们的预期到底有没有落差。
如果到今年年底，经济的实际增长远低于我们的预期，这个影响会更大。特别是进入三季度后期，我相信无论市场人士还是机构，基本都有共识，那么大家把预期调低之后，可能落差就没那么大了。
NBD：这是否意味着年初设定的“增长5.5%左右”目标太高了？
张军：这么多年来，我们习惯于中央政府在年初对全年增长给一个目标，你可以把这个目标看成对全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它不是指令性的，只是代表对全年经济表现的一个希望，也算一个粗略的预测值。
我们看到，以前年初定的增长目标几乎变成了每年实际增长的“下限”，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增长要远高于预期目标。也就是说，那时中央政府给定一个全年增长目标，是比较有把握、相对乐观的，这也反映出那个阶段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比较少。
而近年来，每年的实际增长和年初定的增长目标，平均来说两条线基本是重合的，这就和过去不仅完成目标而且超额完成不一样了。因为完成得比较吃力，每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预设的增长目标比上一年还会下调，有时候明确减0.5个百分点，有时候模糊一点，变成“左右”“区间”。这说明我们的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确定性加大了。
所以，相对过去来讲，年初为全年定一个目标，我个人觉得意义已经不是那么大了。
不见得一定会有“V型”反弹
随着不确定性加大，为全年定一个目标，它的参考价值在逐渐下降。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讲，预期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
NBD：您历来强调要把预期管理放到宏观政策的中心位置，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更有效地管理预期？
张军：我一直主张，在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为全年定一个目标，就可能要不断地修订，因为每个季度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变化。像今年，我们一季度情况还可以，没想到二季度出了问题，二季度的预测值就应该下调。虽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目标”，但要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参考值。
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政府给出每个季度的预测值。国际上很多大机构，像IMF、世界银行，每个季度对我们的经济也都有预测，悲观了会下调，稍微乐观一点，又会上调，不断地在调整。这个就是预期管理，因为你的预测是发布给市场的，包括投资者、金融机构、企业家，甚至家庭，大家看到预测后心里有数，知道经济接下来大概会怎么样，也就减少了市场主体由于情况改变而出现准备不足的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按季度发布预测，其实是在考虑怎样让市场预期不至于大起大落。如果目标一年不能修订，最后完不成，第二年还得下调，就会显得很被动，按季度发布就有了调整空间。
所以，我认为中国也许需要一个过渡。2020年，我们没有制定增长目标，去年和今年还是给了目标，我估计未来还是会给。但我们要知道，随着不确定性加大，为全年定一个目标，它的参考价值在逐渐下降。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讲，预期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需要考虑是不是每个季度给出一个预测值，这对引导市场预期是有好处的。
NBD：这次建议还是提到把明年GDP增速目标设为5%以上。
张军：6个人建议里还是延续了原来的做法，提了5%的目标。这个5%到底合不合理，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最近也有经济学家提出，5%可能会有点误导，觉得太低了。因为今年如果只增长百分之三点几，基数就变低了，如果定5%的话，扣掉基数效应，可能明年也就增长百分之三点几，跟今年比好像没有真正恢复。
其实考虑到放开后的实际情况和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明年经济也不见得一定会有一个“V型”反弹。像2021年那样，从2%突然反弹到8.1%的现象，估计很难重现。根本上取决于我们的宏观政策是否可能有大的转变。
明年新一届政府对经济应该会有一个整体考虑，有些政策会作出调整，但也可能希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从今年年底的情况看，外部环境非常不乐观，并且经历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三年，已经形成了“疤痕”，恐怕一下子不太容易完全走出来。所以我们认为，那种强劲的反弹很可能既不可能发生，也没有必要。
如果明年实际增长能够跟过去两三年的平均增长比较接近，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要指望明年会有一个强劲反弹。当然，我们希望5%是下限，但必须充分估计到“疤痕效应”、外部环境恶化的影响，一下子冲到6%以上的增长，可能性不太大。
当务之急是补齐医疗资源
从消费层面上讲，供给侧情况也许会好一些。但从需求侧看，大家还是比较谨慎，需求恢复还需要时间。
NBD：考虑到“疤痕效应”，放开之后经济活动还是很可能不活跃？
张军：放开以后，感染人数从持续增加到总量下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放开就万事大吉了。
放开是不得已，对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医疗资源怎样更科学合理配置？怎样严格执行分级诊疗？现在提出医联体要发挥作用，基层医疗要在社区发挥更大作用，而这些都不是现成的，还在摸索过程中。
坦率地讲，你现在出门，自我保护意识会更强，对去人多密集的地方，很多人还是比较谨慎的。目前各个地方的进度也有差别，大城市更谨慎，中小城市反而放得更开，但医疗资源正好反过来，这就出现了严重错配，将来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并不认为一放开，消费等各方面就会回来。放开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放开的话，经济恢复是不可能的。但放开并不一定说经济就会有很大反弹，还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跟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发生医疗挤兑。
NBD：所以当务之急是补齐医疗资源。
张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对每一个微观主体来讲，放开以后，相当于一下子进入到一个更加不确定的环境中，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
从消费层面上讲，供给侧情况也许会好一些。“新十条”出来后，很多企业可以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成本也会大幅降低，流动障碍也清除掉了。但从需求侧看，大家还是比较谨慎，需求恢复还需要时间。
预期变得乐观，消费就会有明显改善
最重要的是大幅降低放开以后可能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如果降不下来，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就可能会低于我们的预期。
NBD：这次建议中提到放开餐饮、酒店、商场等场所的经济活动，但并没有其他更具体的针对消费的建议。
张军：提放开消费类场所的经济活动，当然是为了释放之前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同时我们还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全国用同一个标准。
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各地层层加码，大家标准不统一。所以我们建议能不能给一个最低要求，去餐厅吃饭、去看电影，就看48小时或者72小时核酸，再或者只量体温，统一标准，促进正常需求恢复。提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们也没想到“新十条”来得这么快。
NBD：您认为“新十条”能迅速刺激居民消费意愿回升吗？
张军：放开比不放开，肯定对消费需求有更大拉动，过去很多被抑制的需求会释放，中小微商家多数会恢复业务，这是很重要的。
我想强调的是，放开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还要有其他政策配套。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大幅降低放开以后可能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如果降不下来，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就可能会低于我们的预期。
NBD：经历这三年，很多人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明显下降，消费不振对经济恢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张军：我们讲消费受中长期收入的影响，当期的消费支出受到中长期收入预期的影响。过去三年，大量中小微企业受到很大冲击，中国90%的就业又都在中小微企业，所以，这部分就业人群的收入预期一定是恶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当期的消费很难改善。如果中小微企业对未来一两年的经济有比较好的看法，预期变得谨慎乐观了，这些人的当期消费就会有明显变化。
这就很有意思。微观经济的个体跟宏观经济的总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每一个人怎么看，会影响宏观经济的变化，宏观经济变化以后，每个人都看得到，又会改变每个人的预期。应该说，现在处于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可能需要几个月，从微观到宏观、从宏观到微观，反反复复，说不定到了某个时间段上，突然所有微观主体的看法比较接近了，形成所谓的共识，大家就都认为经济又变好了。
我们经常说预期会自我实现，就是这个道理。你相信经济会变好，你就愿意花钱。如果大家都认为今天应该花更多的钱，经济就会提前变好。大家都相信什么事情会来，这个事情就会提前到来。
拿出两三个“讨论很久”的重磅政策
我们要做的政策，最好是不需要下面一层一层执行的。这就只能做减法。取消得越多，市场的空间越大，营商环境越好。
NBD：现阶段是否应该拿出一些具体刺激举措？
张军：其实没有什么道理要对家庭消费进行什么顶层设计，当然发点钱刺激消费也可以做，只是效果并不明显。
我的想法是，明年3月份如果能有一些重磅政策出来，对消费、对整个市场会有比较大的正面影响。
所谓重磅政策，就是这些年我们讨论比较多，但始终没有推出来的政策。虽然过去习惯的做法是出台边际改善型政策，细水长流，一点一点微调，但考虑到这三年经济受到较大冲击，消费者、投资者信心受到较大影响，推出几个重磅政策，可能会对市场主体连续积累的悲观看法有比较大的改变。
举个例子，比如低利率政策。现在利率还是太高，我们可能是全球借钱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当然利率下降会对人民币贬值构成压力，这个问题技术上是可以平衡好的。如果利率或融资成本能够系统性地降下来，大量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下降，债务压力也会变小，对于改善和提升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企业的经营状况，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过去我们在货币上一直倾向于用数量型政策来调控，价格型政策用得比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讲，走向价格型政策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我认为利率降下来是“一石多鸟”的事情，既减轻了债务压力，也有助于改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错配。
另外，重磅政策中应该有一条关于民营企业的。应该明确坚持什么、取消什么，正本清源，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明年的经济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阶条件。
NBD：除了低利率和民营企业，还有哪些属于重磅政策范畴？
张军：这个清单上有很多东西，包括房产税、户籍制度，讨论了很久，但都没有拍板。如果明年能拿出两三个来，对整个市场信心的恢复是绝对的利好。至于到底哪几个政策先出来，还需要政府组织相应的专家进行论证。
我的观点是，如果出台很多政策，需要依靠基层执行，这些政策到最后基本上都没什么效果。你可以去问问开餐馆的人，有几个拿到了纾困补贴。我们要做的政策，最好是不需要下面一层一层执行的。这就只能做减法。换句话说，就是要取消什么政策。取消的越多，市场的空间越大，营商环境越好。如果不断地补政策，一条接一条补，谁还记得之前的政策？
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讲，不要总觉得很多事情要靠出台更多政策才能做到，恰恰相反，大多数情况下把政策“减掉”，不要三令五申让地方各级政府去执行这个政策，我看就可以了。
治理体系的“灵活性”要局限在极少数领域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治理手段应该从随机应变的适应性治理逐步转向基于规则的治理。因为如果没有规则，很多政策就不能持续、连续。
NBD：您曾说，政策和体制总在关键时候作出适应性改变，是一个经济体有韧性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保持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是稳预期的最好方式。怎样平衡政策的“灵活性”和“一致性”？
张军：灵活性和一致性肯定需要一个平衡。从国家层面讲，需要考虑如何应对一些大的冲击，这种治理需要一定的灵活性，能够比较快速地作出反应和调整。中国的体制在这方面要比西方做得更好。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治理手段应该从随机应变的适应性治理逐步转向基于规则的治理。因为如果没有规则，很多政策就不能持续、连续。
比如房地产，政策年年都会调整，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市场每年都会出现新问题，一旦把防风险放在第一位，就需要政策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情况。但这样的话，对市场参与方来讲，就面临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中长期影响就会很负面。
我们一直说要坚持长期主义，这首先要求我们的政策环境是稳定的、可预测的。国家层面上，我们的治理体系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要局限在极少数领域，而整个经济活动依赖的体制、政策环境，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和可预测。 NBD：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对政策环境的要求变了。
张军：是的。比如现阶段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创新是有风险的，不一定成功。所以，这个环境要能够对失败有更大的容忍度，有失败就会有代价，就可能引发一定的风险，不可能让风险降到零。过去我们往往追求的是不能出现风险，要把风险降到零，这样的话政策就要足够灵活，随时能调整，但这就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发生。
其实风险是伴随市场经济而产生的，不可能被完全控制，但风险是可以预料到的，所以市场主体可以去对冲各类风险。在这方面，规则和制度就显得很重要。如果治理是基于规则的，市场预期相对会比较稳定，市场的风险就会被分摊掉。我们做任何行业的投资，都知道这个环境不会有朝令夕改的问题。
我之前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对话时曾问他，“雷曼兄弟倒闭，你有责任吗？”他说他当时一直在寻找依据出手挽救，但却没有找到一条法律支持他这么做，因为雷曼兄弟已经没有可抵押的资产了，所以美联储没有贷款给它。这就是基于规则。如果他当时去救了雷曼兄弟，等于美联储破坏了规则，等到另一家企业要破产时，它也会觉得美联储会来救它的。
在整个市场经济运转过程中，规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规则是稳定的，不会因人而异地调整、改变，对市场主体来说，这个环境就是稳定的、可预期的。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优胜劣汰，规则写在那里，不要轻易破坏，它就会形成良性竞争。
制造业发展朝着六个领域聚焦
现在每一个产业向新领域扩展，其实都是技术先行、靠技术驱动的。产业政策如果能更好地在上游帮助新技术研发、与资本结合，整个产业链的扩张就能够高度市场化了。
NBD：建议提到加大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时，明确点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锂电、储能、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六个行业。为什么强调这六个领域？
张军：制造业现在的整体情况，市场是有共识的。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趋势，应该就是朝着我们列举的六大行业领域聚焦。这六个行业现在开始出现大量专精特新、小巨人和隐形冠军，作为新型制造业，它们科技含量较高，比较专业，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领域。
从北交所上市情况看，这六个领域的上市公司资本渗透率高达80%~90%，基本都是靠PE、VC孵化出来的。几个行业的发展方向，非常符合国家制定的中长期目标，也是中国制造业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的赛道。
所以，从金融支持来讲，特别是直接融资，要往这几个方向集聚，把人才、资本、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NBD：现在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新一轮制造业发展。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抓手，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在哪里？
张军：“产业政策”这个词沿用了一两百年，实际做法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过去，产业政策是说某一个产业比较幼稚，通过国家的保护、补贴，让它慢慢做大做强。
但现在，每一个产业向新领域扩展，其实都是技术先行、靠技术驱动的。产业政策如果能更好地在上游帮助新技术研发、与资本结合，整个产业链的扩张就能够高度市场化了。
可以看到，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更多是靠引导基金。你做研发，可以申请政府基金支持，如果想转化成一家公司，初创阶段也可以申请政府补贴。
现在的产业政策其实是帮你理顺“从研发到应用到产业化”这样一个过程，它并不干预你的研发、企业的运作，只是帮你克服一些问题。这和我们以前的理解非常不一样。
“出海抢订单”对政策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这些走出去的商贸团、招商团，象征意义非常重要，也一定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很多地方还在纠结防疫政策，而他们已经冲到海外市场上去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NBD：最近还有不少地方组织包机，送企业出海抢订单。但面对外需持续走弱的外部环境，这么做有多大效果？
张军：这件事我还没有调查过细节，但我觉得他们至少用行动诠释了我们的政策。之前外国人可能对中国的防疫政策还不是那么理解，看到这些走出去的商贸团、招商团，对我们的政策优化是一个很好的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象征意义更为重要。
我听国外朋友说，西方那些长期跟中国保持友善关系的公司也好、商家也好，现在受到一些影响，在商务和贸易方面都不敢挺中国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能够组团出海，一定会起到很好的效果的。
另外，出海抢单发生在广东、浙江这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说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关注还是略胜一筹。很多地方还在纠结防疫政策，而他们已经冲到海外市场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NBD：在您看来，过去三年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张军：我曾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2008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值”被重估，经济发展也开始更多依托于国内的巨大需求了。因此，消除国内经济当中存在的大量非效率领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导向，包括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要素不能完全流动的问题、服务业的落后和市场准入问题等等，都会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趋势。
应该说，抗疫这三年也进一步暴露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反过来也会提醒我们，需要加速改革，解决这些问题。
NBD：看来您对明年充满期待。
张军：是的，但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问题明年都要一次性解决。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用上几年的时间，加快对体制和治理方式的改革，将中国推进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