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经济大船破浪前行。
一年来，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及时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站在更高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字出现30余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依然是明年主基调。
应变局、开新局，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百位企业家及数十位学者，读懂中国经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大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为2023年的经济路线指明了方向。
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我国明年赤字率该如何安排？经济增速目标又该如何制定？针对这些问题，贝壳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贝壳财经：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5次提及“内需”，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为何在当前形势下，内需如此重要？你认为扩大内需的阻碍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扩内需？
刘尚希：扩大内需必须从战略角度考虑，是一个中长期问题。那么，如何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放到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去看可能就豁然开朗了，会发现扩大内需还有很大空间。
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这实际上是有水分的，没有考虑社会身份。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不到50%，超50%的人口仍是农民，农民的根在农村，在城市的农民工是没有根的漂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内需难以在战略上扩大，如果仅仅是劳动力流动，而家庭人口难以流动，城乡人口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消费场景不改变，扩大内需战略就无从谈起。只有将农民变成市民，才能在中长期持续扩大内需。因为农民的消费场景在农村，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只有逐步转到了城市，消费场景发生变化，不用刺激，消费自然会提高扩大。
那么，如何推动农民市民化？我们要顺藤摸瓜，为何现在农民工不能扎根城市？是什么体制、政策阻碍了他们？把这些障碍消除，农民市民化会有更为明朗的预期，农民工对未来的谋划就会改变，与在城市打拼，但随时准备回乡下的打算是不一样的，对消费的考虑也不一样，消费行为也会改变。所以，必须把扩大内需放到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来考虑，通过改变越来越多的人的消费场景来扩大内需。毕竟在消费场景固化的条件下，让农民从口袋掏钱来消费难以做到。
当然，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中长期问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的，这其中涉及很多改革问题，要调整思路。目前，我国许多政策制定都是基于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考虑的，或者说是以此为基础的，这反而会固化城乡二元结构。要坚持系统观念，必须有城乡整体观，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下意识地只考虑城市，农村被无意识地屏蔽掉了，只有研究农村的、职能与“三农”相关的部门才会想到乡村，但也是基于“专业”“职责”孤立静态考虑的时候多。如何打破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真正一体化统筹考虑城乡问题？这需要有中长期视野和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人本观念。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农民市民化，让农民融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应成为政府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职责。一旦脱离了“农民社会”这个基本国情，所有政策都会发生偏离。
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人们的“风险处境”问题，现在很多人的预防性储蓄在上升，主要是为了预防风险，他们觉得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大，更愿意储蓄而不是花钱。
风险处境与整个经济形势、经济结构的变化调整、就业环境、营商环境以及公共服务保障是紧密关联的。比如，现在体制内就业、公共部门就业比重在上升，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靠公共部门难以解决就业问题，这表明大家更不愿意在体制外就业，把体制内当成了“保险箱”，这是一种内卷。为什么大家觉得体制外越来越不保险？这是否与营商环境有关？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营商环境到底有多大程度的改善，需要做系统性的评估、总结，不能泛泛而谈。
不可小看这种现象，这是一种苗头，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反思我们的就业政策是否有效，尤其是数字平台企业可以带动就业创业，就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政府对平台企业的监管是否可以调整优化一下？这需要站在大局角度而非部门权力角度考虑问题，要高度关注以监管为名义的各种收权集权行为，要全面系统评估“合规性风险”所导致的行为收缩现象。
降低宏观不确定性，让越来越多人的风险处境有所改善，这至关重要。围绕这一点去做文章，除了宏观经济、就业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都事关老百姓(603883)对未来的确定性，通过完善这些服务，给老百姓未来构建更大的确定性，预防性储蓄自然也就减少了。也就是说，扩大公共消费，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当期消费和消费性投资扩大，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可谓“一箭三雕”。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