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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看到公众号“甲骨书院”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企业家言论失宠，因为已跟不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

现全文转载如下（文末就此发布自己的一些小看法）：

“在以往，企业家言论都是很受舆论追捧的，因为那时的企业家都是时代弄潮儿，其言论也都是引领潮流的。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的到来，企业家群体已经变得有些落伍了，他们的言论也变得陈旧而酸味。在近日举办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这一点体现的很明显。

杨元庆说：“解决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必须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研发要投入真金白银”。俞敏洪说：“下辈子他宁愿做一个没钱的流浪汉，也不做有钱的企业家”……

杨元庆的话如果10年前说，甚至5年前说，还算是领先的，舆论会点赞，但是现在说，显然大大落后于时代了。美国都已经断供芯片了，要与中国脱钩断链了，“要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已经成为街头大妈都知道的事了。

任正非近日也公开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不是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他从来不参与此类的场合，而是在华为自己搞的一场颁奖会上，针对社会上那些对华为的研发有所帮助和贡献的科研人员。

他说，“我们用三年时间内完成13000+颗器件的替代开发、4000+电路板的反复换板开发......直到现在我们电路板才稳定下来，因为我们有国产的零部件供应了。今年4月份我们的MetaERP将会宣誓，完全用自己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编译器和语言......，做出了自己的管理系统MetaERP软件。”

这是一张华为反制美国打压的实实在在的成绩单。显然，对联想和华为的言论，网友的态度是黑白分明。对企业家，现在老百姓更关心的，更想知道的是，你们已经在“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

对俞敏洪的“下辈子想做没钱的流浪汉”的愿望，网友的回应很干脆，其实没必要等到下辈子，这辈子、立马，就可以实现。

俞敏洪怎么起家的，当初对成袋子的钱是多么欣喜，他本人已经作为“经典”的成功学和励志片，给大家讲过。现在又说对钱不感兴趣，想做流浪汉，显然，是国家在教育上的管控措施所带给新东方冲击的一种抱怨。

但网友对这样的喊冤叫苦并不买账。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总认为这是一种宣传口号。实际上，这是对当前中国发展新格局、新形势的精准的把握和概括。历经改开后4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环境的确出现了一些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新的时代。

作为曾经的成功企业家的代表，杨元庆、俞敏洪们显然对已经发生的时代变革有点浑然不觉，其思维依然沉浸在让自己曾经大放异彩的“旧时代”。

在已经来临的“中国式”新时代，其深层逻辑已经发生变革和切换，已经由基于向外索求的西方逻辑，变革和替换为基于向内索求、向中国文化自身索求的中国逻辑。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要义所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实质内涵。合乎义理的发展就是高质量的。

在过去的旧时代，更强调从美西方，尤其是美国引入先进的技术，包括产品性技术和制度性技术。所以，最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在获得这些技术上拥有优势和先机的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崇拜。

马云的成功，在于他利用自身英语的优势，率先把美国的电子商务技术应用到中国。百度、腾讯的成功也是如此。联想的成功，则是代理美国的硬件产品。俞敏洪更是靠英语培训而赚的盆满钵满。

当然，帮助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固然也是一种贡献，但是，很多人在成功和赚钱的狂欢中却迷失了方向，丢失了自我。不仅把所从西方引入先进的技术，当成中国发展的全部，同时把这个本来是临时和暂时的过程长期化，甚至永久化，以往这样状将长期存在、永久存在。

于是就形成一种盲目崇拜美西方的心理，出现公知心态、买办心态。

其实，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中体西用”的，从美西方所引入的技术，只是外在之“用”，而中国自身的义理文化才是内在之“体”。那些只看到中国发展中的外来的西方技术的作用，而看不到中国所固有的内在的义理文化的作用，就是见“用”而不见“体”，不识大体。

他们只是用西方的利益逻辑来观察中国，甚至基于此逻辑要求中国做出彻底的西化的改变，于是，他们观点愈发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国家和人民。

在中国的义理逻辑中，不仅是以人为本位，而且以人心为本位。因为义理文化不仅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而且还认为人的本质在人心，在思考。人心就是虚拟的思考器官。

因此，义理文化认为，所有的技术，包括产品性技术和制度性技术，都是外物和工具，都为人心服务的，为人服务的，为人民服务的，为国家服务的。

因此，中国的义理文化，可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无论其技术多么先进，它们都是外物和工具，只能用来服务于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逻辑。

但是，很多企业家显然没有看到这一层，它们被西方的先进技术所迷惑，反而以它们为本位，甚至携洋自重，让中国和中国人民屈从于西方的技术。

由于过去的旧时代，过分地强调从西方美西方引入技术，导致崇洋思维、西化思维泛滥，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多不良问题。引发人民的不满，导致时代变革的出现。

经过洋务运动以来，100多年的学习和引入，尤其是改开以来的40多年，西方的先进技术已经被引入的差不多了。此时的中国再看西方，更明显的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劣根了。尤其是新冠和俄乌战争之后。

所以，在未来的的新时代，从西方引入技术将降低到一个次要地位，而且会逐渐边缘化，乃至最终消失。其主导作用的，将是中国自身的，历久弥新的义理文化。

因此，在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能够获得成功，和赢得人民尊重的企业家，将是更深谙中国义理文化，并将义理文化运用到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企业家们。现在企业家更应该做的，不是学英语和往美国跑，而是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和学习四书五经。

只有时代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时代，企业家应该顺应时代，而不能苛求时代顺应企业家”（自此全文转载完）。

以下是笔者一点小感慨，

德鲁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管理是一种客观职能，取决于其应该完成的任务。但是，管理又受到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并受到特定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传统和习惯等因素的制约。

上世纪50年代的欧洲，管理是反文化的，特别受到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士的欢迎。他们把管理作为打破特权和阶级结构的一种武器，因为特权和阶级结构强调出身、财富或贵族教育，并成为有才干的人取得成功的障碍。

同样清楚的是 ——虽然听起来是矛盾的 ——管理越是能够运用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和信念，它就越能够取得成就。

言外之意，企业家群体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物质财富创造的引领者和英雄，更需要是传承、发扬和发展其祖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模范和榜样。

百年老店，凤毛麟角。不像欧美、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我们国家开放改革短短只有四十年，企业总体的平均寿命还非常短暂，包括一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大企业，五十、六十年之后还能不能够找得着它们？都还很难说。

当今我们国家，有不少自封或者被封的所谓企业家，刚要有些成就就已经开始忘乎所以。……

成功不是一个可靠的教员，像任正非等一样的企业家能够长期保持低调务实，居安思危，自持自律努力进取的，确实还太少。

从事管理学普及教育的包政老师说，没有理论很可怕。

很容易一个人在他不经意之间，迷失了自我。

经济学家张维迎讲得更直接，人类其实很无知。恐怕也很容易因为无知变无耻。

从近些年我们国家的发展看，新一代的年轻人，特别是“90后”，“00后”……看待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观念或视角，已经发生了不少积极合理的变化。

后生可畏！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