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办财经研究院首席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许善达
许善达认为，中国在“三农”问题上面临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和乡村治理的三大挑战。第一大挑战是不能过于乐观的估计我们国家农业供给和需求的现状，我国依靠大量的进口农产品(000061)才维持了农产品的供需平衡，主粮安全和农业国际政治形势非常严峻，不只是芯片、高科技领域，粮食领域也不要低估了美国人通过粮食来充当制裁手段的可能。
第二大挑战是我国“大国小农”的现状制约了我国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应用，应该大力推动生产关系改革，加快土地流转实现更大的规模化，释放出先进农业生产力，实现增产增收。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和个体户投资来吸收农民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把农民转移到工商业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有效对冲非粮化、非农化趋势。
第三大挑战是涉及到脱贫攻坚中的移民搬迁问题，由于部分自然村资源条件仍然不足、质量不好、数量不够，还存在较大的搬迁空间，地方通过制定一个长期的、逐步的搬迁计划，和民营企业投资、个体户的投资这些政策形成一揽子方案，既能扩大资源类农产品的规模，提高这部分农民的收入，同时还能解决农民的工商就业、增加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以下为嘉宾演讲实录：
我主要想讲讲最近几年，我们对一些农业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三农”问题面临的这个挑战还是非常严峻的。我想讲三个主要的挑战：
第一，对我们国家农业供给和需求的形势，我认为，有些专家是过于乐观的。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用了百分之几的耕地，就养活了百分之多少人口，好像这个耕地的面积和人口差着一倍多。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进口了大量农产品，依靠大量的进口农产品才维持我们今天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如果国际政治发生变化，你要知道，拿大豆来说，大豆在全世界一共四个厂商，其中美国是最主要的；过去我们进口巴西的大豆，实际巴西的大豆是美国公司的大豆，不是巴西国家的大豆。所以，我们国家面临着农业国际政治是非常严峻的。现在中美关系，美国人正在挑衅我们，制裁我们，他们还有很多手段没有用，完全可以依靠农产品对我们下刀子。因为基辛格说了，谁要控制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所以，我们不要低估了美国人通过粮食来制裁我们的这种手段。
现在一般人关心的都是芯片、高科技，但是对粮食领域，美国人对中国的制裁手段一般来讲都估计不足。我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乐观，像那种说百分之几的土地养活了多少人口，这种话不要再说了，这种话都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你能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进口的大豆要被美国人控制，我们就必须拿出土地来种大豆。种大豆一个是植物油，还有一个是豆粕做饲料，如果没有大豆，植物油就没有，也没有养殖业的饲料，可是种大豆就得减少小麦、玉米、水稻的面积。所以，你要想保证我们这个主粮安全，现在一个前提就是靠进口大豆，不进口大豆，我们的主粮面积控制不了。所以，不能太乐观。这个挑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还有一些专家总是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和供给量、需求看得过分乐观，我认为，我们应该清醒一点，怎么样使在今后增加我们的供给，这是非常严重的挑战。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挑战，在这儿摆着。
目前，这个挑战严峻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我们国家现在资源性农产品，像水稻、玉米、小麦、大豆，这种农产品我们的资源是不够的；同时，我们这几年考察也还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要比实际在应用中的农业生产力高得很多。华北地区，小麦和玉米双季的产区，一个规模化的合作社，河北邢台规模化的金沙河合作社产量能比全国平均数高出15%-20%。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在资源紧缺的农产品领域里，我不能说种水稻，也不能说东北一季那样的产区，就是小麦、玉米两季产区，如果能够把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提高15%，那样我们的粮食安全就会大大地改观。现在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困难就是我们是“大国小农”，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已经拥有的先进生产力，应该加快规模化的进程，因为资源类产品生产力需要规模，没有规模它的先进生产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认为，我们面临着这个挑战首先应该大力地推动生产关系的改革，推动土地流转，推动规模化，把我们已经拥有的先进生产力能够付诸实施。如果这一点要做好，至少3.5亿亩小麦玉米产区能够增产15%以上，那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因此，我认为，现在在我们资源类农产品生产上，要加大力度，要推进规模化，这是唯一一个前途。靠小农分散经营，那这个生产率是提高不了的，我们的先进生产力也就浪费了。我们迎接的挑战还是有很强的后续能力，关键是要把现在生产关系改革，加快土地流转，实现更大的规模化，这样就使我们拥有的先进生产力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
现在我们农民的收入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院做过调查研究，现在看一个农民工就业一个月领到的工资差不多是4000元左右，一个家庭农民工有稳定的就业，工商业就业，那么这个家庭就完全可以摆脱贫困。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就业必须得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就业岗位。
根据我们的调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前五年左右，大概是民营企业增加1个就业岗位需要投资60万；1个个体户增加1个就业岗位需要投资7-8万，而其他领域包括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等，他们这几年就业岗位基本没有增加，虽然投资增加很多，但就业岗位并没有增加。原因是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实际上是增加了资本的投入而减少了劳动的就业岗位的。而我们国家的特点，农民工总体来看，他们的技术水平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要让他们找到工商业就业岗位，必须还要大力地来推动鼓励民营企业投资，鼓励中小微企业，鼓励个体户的发展。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政策力度还可以加大。因为看起来，政府对民营企业，对个体户，对于中小微企业，能够让利，但实际上如果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这在宏观上，我们全国都是受益的，而且才能根本地解决农民工就业，这样能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现在看，如果农民都回乡去种地，这样农民的收入不可能增长的。
为什么现在有非农化？为什么有非粮化？这就是一个价格体系造成的。你种几亩地它的收益就和非粮化，非农化相比，它肯定是要少得很多。所以，我们只有增加了主粮种植，增加了这部分农民的收入，才能让主粮安全能够确保。除了政府要给予补贴，提高收购价格等等以外，还要从生产力角度来扩大规模，这样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这么多农民工他们劳动年龄人口必须去就业，他要停留在那几亩地的面积上，也没有取得收入，而且整个农业生产效率也高不了。所以，现在出现非农化、非粮化不是偶然、个别的现象，而是这么多农民滞留在农业土地上，这样的现状导致出现非粮化、非农化的趋势。
我们政府还是要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和个体户的发展，把农民转移出去，转移到工商业就业岗位上去，这样才能够解决农业，特别是种主粮，种资源类农产品的收入才能提高，这样才能和非粮化、非农化去对冲。不走这条路，靠一个人几亩地，一家人十亩地搞农业种植，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核心的问题是大力地鼓励民营经济和个体户投资来吸收农民劳动年龄人口就业。这是第二个挑战，这要取决于我们政府的政策力度，我认为，还是可以大大地来强化。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我们现在在脱贫攻坚中间，有很多这样的先例，就是要移民，要搬迁，特别是习主席在支持宁夏脱贫攻坚的一个项目，把9个村的农民从土地特别贫瘠的荒山沟里搬出来。现在总体上看的统计数字，大概有2000万左右的搬迁。我认为，还不够，我们有很多调整，虽然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所处的环境，资源条件仍然是不够的，人均资源量是人均收入主要的来源，现在应该对全国的农村，就是自然村、行政村做详细的调查。应该说有一部分自然村还是要继续搬迁，这就和刚才说的鼓励民营经济和个体户创造就业岗位这两个是有关联度的，只有做好的民营企业投资，他们的搬迁才能够解决就业岗位。
所以，我想我们国家第三个要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样把目前人均资源条件仍然很差的、质量不好、数量不够这样的地方能够制定一个长期的、逐步的搬迁计划，和民营企业投资、个体户的投资这些政策搞个一揽子方案。我相信，这样又能够扩大资源类农产品的规模，提高这部分农民的收入，同时还能解决农民的工商就业、增加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我认为，这三项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揽子的事儿，任何一个挑战都不能忽视，要把这三个挑战做总体的规划，我相信，我们国家如果做好了规划，在2025年，2035年，2050年都一起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强国，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这个规划要好好地设计，要从国际国内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人口分布等等，要把它作为一个总体的规划。做好了以后，我们逐步地推进，我相信，在本世纪中叶，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农业强国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