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录制于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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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疫情的放开，对于新冠治疗药物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少城市都开始了“抢药潮”，有些药店原本15块的布洛芬现在卖50块，像莲花清瘟颗粒、抗原检测更是根本没货，而像辉瑞的新冠特效药甚至价格过万，还一药难求。当然，相关部门已经对这些哄抬药品价格的行为进行了处理。
面对放开之后药品的挤兑，南方城市的应对相对北方城市来说要好很多，南方的苏州、上海、无锡、深圳和珠海等城市，很多都将原来的核酸采样小屋改造成了发热门诊治疗站或者便民医疗点，其中，苏州的动作最早最快，第一个将核酸采样点改造成了发热诊疗站，在全市设立了上千个发热诊疗站，负责问诊、开药，苏州之后，上海、深圳这些地方纷纷跟进。相对于南方城市的积极，北方城市就显得非常静默，基本没有什么动作。而之前疫情政策刚刚转变的时候，也还是江浙这些地方第一个出国抢订单，去欧洲、日本等地招商，而北方不少地方呢还在忙着封控。
不得不说，南方、北方在应对疫情，包括在疫情放开之后的一系列动作都截然不同，两者甚至在理念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就看到。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之争，并以史为鉴，预测下未来中国南北方经济的发展。
这期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从先秦到唐朝，中国的东西之争。
第二个部分，从宋朝到民国，中国的南北之争。
第三个部分，延续到现在的南北之争，对于如今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未来会如何发展。
首先是第一个部分，从先秦到唐朝，中国经济的两极冲突，“东西之争”。
在南北之争以前，中国历史是另外一条主线“东西之争”，就是关东和关西的地域之争，准确的说是关东的核心河北和关西的核心关中之争。
这种冲突最早从战国时候开始，定都关中咸阳的秦国和定都河北邯郸的赵国，围绕着战国后期的霸权展开争夺，两者甚至爆发了上百万人的惨烈战役，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爆发长平之战，赵国被坑杀45万人，获得胜利的秦国，再也没有了对手，几十年之后就实现了统一。
等到了汉朝，关中地区仍然延续了对河北地区的优势，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关中膏壤千里，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意思是关中平原人口占到全国的30%，经济总量却能占到全国的60%，这个时候的关中毫无疑问对河北地区保持着巨大的优势。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优势慢慢就消失了，关中地区逐渐开始没落，而河北地区逐渐开始崛起，到了西汉末年的时候，刘秀通过河北豪强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凭借河北雄厚的实力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东汉，到这个时候，河北地区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东汉末年，拥有河北地区的袁绍与占据中原的曹操争霸天下，毫无疑问，袁绍凭借河北对曹操一度占据着巨大的优势，几乎让所有人都认为他最终能获胜，最后，曹操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逆天的运气击败了袁绍。当曹操拿下冀州之后，大喜过望，兴奋地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凭借着河北，曹操有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资本。等到西晋灭亡，后来石勒建立的后赵、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后燕都是在河北地区建都，等到北魏时期，虽然都城不在河北，但河北地区仍然是北魏经营的中心，朝廷里汉人大臣基本都是河北的士族出身。
即便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因为掌握着河北，先开始对西魏也是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一直在对西魏战略进攻。为了扭转颓势，西魏的宇文泰才不得不改革，创立府兵制、改革均田制、团结汉人豪族，成功把胡汉力量拧成了一股绳，关中地区才又开始反超河北。这才会有后来北周消灭北齐，唐朝的李世民灭亡河北的窦建德、刘黑闼，关中再一次夺取了中心的位置，这时候距离上一次关中成为中心已经过去了五六百年时间。
虽然唐朝统一了天下，但是关中人与河北人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失，长达数百年的地域之争已经让关中与河北的矛盾印在骨子里。就连心怀天下的李世民都有很深的地域歧视，李世民本能的抬高关中、贬低河北。
按理来说，天下统一的时间久了，这种地域之间的矛盾就会消失，但事实却是这种矛盾随着统一反而加深了，等到唐玄宗时期，唐朝都建立了一百多年时间了，河北仍然对中央不满，还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为什么河北对关中如此不满，主要就是以关中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对于河北的压迫太狠了，尤其是河北地区的底层人民，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唐朝刚统一的时候，核心功臣家族一共才25家，食邑不到25000户，等到唐玄宗时期，核心功臣家族已经膨胀到140家，而且他们不断兼并土地人口，北周八柱国之一于瑾的曾孙于志宁，就和唐高宗李治说过：“臣自周魏以来，世居关中，资业不坠。”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贵族，不论朝代如何变化，这些家族始终兴盛不衰，在这些家族的剥削之下，“国家租赋，大半入于私门”。
河北原本就是大唐的赋税重地，史书上说“河北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再加上功臣、士族、官吏的剥削兼并，结果就是河北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抛弃土地逃亡山林。
而唐朝选拔人才呢，也是极其看重门第和出身，唐朝的科举制度，不像后来的科举，是不糊名的，你的名字、出身，主考官们一看便知，根本没有公平可言，于是大量寒门知识分子都被科举拒之门外，这些人不能通过科举做官，便大量去边塞的幕府里谋求军功，比如边塞诗人的典型代表高适是沧州人，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工作过，岑参是荆州人，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工作过。
还有一些比如沧州人严庄，在大唐的官职体系下没有出头之日，就去幽州投奔安禄山，三四年时间便出任主簿，成为安禄山的亲信谋士。幽州人高尚，年轻时穷困潦倒，为了出人头地也投奔安禄山，数年时间便成为安禄山的掌书记，随时可以出入安禄山的卧室。
这些不被士族接纳的寒门知识分子，很多都到节度使幕府混军功，提拔都很快。而那些追随安禄山的河北寒门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命运，不惜鼓动安禄山造反，希望打烂那个士族统治的大唐，所谓你的盛世与我何干。
而唐朝的河北地区经济实力也是相当雄厚，安史之乱爆发前，颜真卿的兄弟颜杲卿就说：“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开元年间，全国粮食产量是稻谷190万石，其中河北道屯田产量就有40万石，占比超过20%。大唐各地都有储粮的仓库，其中河北道有2100万石左右的存粮，远超关内道的800万石。
河北的军事实力也相当强，安禄山控制的平卢、范阳两镇军队达到近15万人，占到唐朝军队总数的1/4，再加上北部是游牧民族，安禄山还可以从那里雇佣游牧民族为自己作战。
所以关中与河北的地域矛盾、士族和寒门的阶级矛盾，加上河北经济、军事实力如此强劲，这个时候的河北就是一个火药桶，即便是没有安禄山，也会有别人来造反。从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再也没有平定过河北，河北的河朔三镇，魏博节度使、成德节度使、幽州节度使，表面上臣服于中央，实际上内部就是独立王国，而且据《新唐书》记载,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六十余年了,幽州的百姓,还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可见河北分离势力之强。
第二个部分，从宋朝到民国，中国的“南北之争”。
唐朝之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原本关中和河北的“东西之战”变为来南方和北方的“南北之争”。
北宋原本是个典型的北方政权，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幽州涿郡人，开国功臣赵普是幽州蓟县人，前期的宰相里，吕端、寇准、韩琦、富弼、文彦博几乎都是北方人，但是从宋太祖赵光义科举扩招开始，南方人逐渐通过科举参与政治，逐渐进入北宋的权力中枢，北宋朝堂上的南北之争就开始了。
等到宋神宗搞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南北之争达到了顶峰，王安石的新党成员，基本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是江西人，吕惠卿是福建人，曾布是江西人，章惇是福建人，而司马光代表的旧党则大多是北方人，以洛阳和山西人居多，新党和旧党表面上是改革路线之争，实际上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地域之争，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政治的主导权，制定偏向自己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新党和旧党它们政策上的巨大分歧，分歧的背后是南北方的经济基础的不同。
北宋时候的北方，依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里种出来的粮食用做口粮、种子、交税，没有大量的市场交换，货币流通量也很少。这样的经济基础，显然更适合司马光等北方人的改革路线，经济上降低财政开销，政治上不折腾，以稳为主。
而南方经过长时间的开发，农业已经完全成熟，再加上内陆的江河湖泊和海外贸易，导致南方产生“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市场经济繁荣，货币大量流通。所以南方的经济基础，更适合王安石的改革路线，以货币为中介物，在政治上推动官民交易，士农工商围绕货币，重塑社会结构。
北宋是大一统国家，不可能根据南北方经济基础的不同，搞一国两制，既然只能选择一种路线，那么就看谁能掌握政权了，最终，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把适合南方经济的政策推广到北方，于是便出现了“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即北方人喜欢旧的差役法，南方人喜欢新的免役法，更准确的说新法更适合东南地区，当时的人就说“安石之法，正如杨炎之两税，东南人实利之”，说王安石的改革政策，东南地区最为得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成为南方经济的代言人，激进的改革派都到了王安石的旗下，司马光成为北方经济的代言人，温和的守旧派，拥护司马光的多是拨乱反正的老同志。
纵观北宋一朝，这种南北之争不断，等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入侵，南北方的分歧更为明显了，元朝有个四等人划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汉人就是北方人，南人就是南方人，更是从心理上认为南北就是不同，南方和北方之间的隔阂加大了。
明朝刚统一全国的时候，南北方的差距变得非常明显，明朝洪武三十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南北榜案”。当时的科举考试录取了五十多名进士，结果这五十多个人全部是南方人，北方人一个都没有，北方考生认为是主考官徇私舞弊，搞地域歧视，于是纷纷串联，最后事情越闹越大，惊动了朱元璋。
为了平息舆论，给北方人一个交代，朱元璋下令成立专案组严查，结果调查后认为，北方考生水平的确不如南方考生，有的试卷甚至“文理不通”，录取结果完全没有问题。结论一出来，北方考生又坐不住了，要求朝廷再次选派官员，重新再审核。
朱元璋大怒，下诏处死新科状元和复查试卷的上届状元，还牵连了一批考官，并宣布这次考试成绩全部作废。同年五月，朱元璋重新进行会试，亲自阅卷，并将61个录取名额全都给了北方考生。从此之后，明朝科举就分为南榜和北榜，南北方考生分卷考试，各自录取。
朱元璋自己当然清楚，南方考生要优于北方考生，之所以会大开杀戒，是因为当时南北方分裂已久，北方百姓对元朝还有故国情节，不少读书人以元朝遗民自居，对明朝的向心力并不强，所以需要笼络北方士子的人心，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也深知这一点，等到朱棣夺取政权之后，很快就将都城迁往北京，并且疏通南北的大运河，力求在经济和政治上打通南北。
不过，南北之间的矛盾存在，南方人张居正改革，实行利于南方商品经济的“一条鞭法”，而北方人张四维上台之后立刻开始清算张居正，到了明朝末年，不论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还是北方地主和满蒙结盟征服南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北方小农经济对南方货币经济的清算。而清朝末年，要求独立西化的革命党兴起于东南沿海，保皇派则集中在北方内地，南北方也是严重对立。
等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开始真正建立混一南北的政权， 不过，中国历史仍然有着自身的惯性存在。
第三个部分，延续到现在的南北之争，对于如今的中国经济有何影响，以及未来会如何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南方的市场经济崛起，民营经济、外资经济迅速发展，原先国企和重工业集中的北方则在经济上有些积重难返，南北方又重新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优势让南方拥有更多的话语权，1993年，朱镕基总理开始搞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关键点在上海和广东，上海当时非常配合，很快就谈成，朱镕基一度高兴地说：“上海同志最后都是“讲的北京话”，讲的很好。”言外之意就是上海和中央在关键时刻保持了一致。
但是在广东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在广东谈判的时候就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主要负责人找到朱镕基面谈了两个多小时，话说的很直接：“小平同志南巡时嘱托，广东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如果按照会上说的，广东可什么都干不了。”广东的底气主要来自于广东的经济实力，广东最后通过谈判，不仅争取到了以1993年为基数的条件，还说服了中央，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全部留给地方财政，从那之后“土地财政”就此登场，房地产踏入黄金年代。
而也因为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好，所以南方，尤其是江苏浙江，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官员相对其他地方来说更为开明，他们的思想更加多元、观念更开放，机制更加灵活、干部作风更加务实，所以这些经济发达的地方虽然每年都增加转移支付，但是南北方的经济差距却在逐渐加大，这种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后来，国家开始意识到，与其通过转移支付向中西部砸钱、惯养，不如给落后地区换一个“大脑”、高配一个优秀的官员，于是大量江浙地区的干部开始出现在北方和中西部。
不得不说，人是很重要的，但历史总有它的惯性存在，地区经济发展要结合地缘上、地理上的资源禀赋来发展，北方有它大平原的优势，这种地理条件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然会表现的更好，所以历史上的北方政权相对来说比较强势，而南方则不同，江河湖海、山脉纵横的地形，让这些地区更适合商业经济的发展，所以历史上的南方政权相对来说控制力不强，这种资源禀赋是天生的，这种社会结构也是天生的，很难通过人力改变。
中国的南北之争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历史的惯性运行下去，接下来南方经济恐怕还会在很长时间继续领先于北方，时间可能长达几个世纪，而随着广东、福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珠三角经济的加持，使得南方经济更有优势，天平会更朝南方倾斜，人口、资本，包括话语权也会同步转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恐怕都会听到南方优秀的成绩单和接连不断的好消息，而北方呢，可能会依旧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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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根据喜马拉雅《小马哥财道》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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