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世锦
首先，刘世锦提到，从消费变化来看，消费增长更多由发展型消费拉动，居民消费增量中增长快的教育、医疗、保险、金融、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消费中增长较快的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科技等。
接下来，刘世锦认为，投资中的三驾马车格局已变：近期服务业投资比重已经超过房地产投资，上升到第三位。出口则呈现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部门比重上升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人口负增长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冲击，刘世锦提出了警示，据有关研究，从明年开始，中国大概率会出现人口负增长，早于以前估计。人口出现负增长后，潜在增长率都出现明显下降，实际增长率有时表现更差。
关于疫情影响，刘世锦指出，由于明年上半年能够大部或全部摆脱疫情冲击影响，各项稳增长措施落实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稳预期、稳信心见到成效，明年GDP增速有望达到5%左右。
最后，刘世锦强调：扩大需求要从新实际出发，达成新共识。同时吸取国际经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央提出“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只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企业家和地方官员，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台发动机。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很抱歉我如大部分北京人一样，正在经历着一个波折，目前还在这个过程之中，所以嗓子不太清楚，很抱歉。
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核心的，需求侧变动与增长的新功能。
如果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左右，就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收入3-4万美元，平均3.5万美元，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00美元，与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非常接近，这个标准是动态调整的，每年大概增长4%左右。今年我国实际增速放缓，汇率下调，与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距离可能拉大。
到2035年达到人均3-4万美元的水平，意味着在这期间人均收入水平要翻1.5到翻两番。
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内需，当前需求结构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过去我们的研究团队做了一项研究，OECD国家用购买力评价来看，和中国相同的终端需求结构和中等发达国家一样，从投资来讲，基建投资比例比OECD国家高出一倍以上，房地产投资比例高出三分之一，而投资中的社会服务比例偏低。
另外我们现在看，最近几年需求侧出现哪些结构性的变动。
消费增长更多由发展型消费拉动。对道路人来说，包括脱贫后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消费增长越来越多的于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发展型消费相关，疫情冲击并未改变这一动态。居民消费增量中增长快的教育、医疗、保险、金融、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支出。
政府消费增长较快的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科技等。
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直接相关，直接采取公共服务方式，或由其提供支撑。这与生存型消费以个人消费为主不同，它是服务于人力资本提升，这方面我们会看到突出的问题，近3亿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严重制约了消费增长和提升人力资本。
这是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公共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保险服务、交通通讯、银行和中介服务、居住这些都是在上升的。
另外我们看一个最新的2022年10月政府消费结构，大家会看到前面有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一般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的服务，也都反映了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特点是投资。
投资的三驾马车格局已变。近期服务业投资比重已经超过房地产投资，上升到第三位。房地产投资下降是符合规律的，全局历史需求峰值和都市圈城市圈的结构性需求峰值都已出现。问题出在下的过快。基建投资比重周期性波动，呈稳增长政策工具特性。特别要关注的是除去基建后的服务业投资，近些年稳中趋升，即使在疫情期间也呈现较强的稳定增长韧性。采矿业投资比重下降的同时，农业投资比重上升引人关注，农业投资近几年一直在上升的，这也是能够看到的，制造业稳定，基建投资与稳增长稳需求有关系，房地产投资是呈现下调的态势。服务业投资是上升的，比较稳定，采矿业投资下降，农业投资有所上升。
从2022年4月以后，服务业投资比重已上升至第三位。从2022年4月以后到现在，房地产已经是到第四位了，服务业投资的占比已经超过了房地产。
投资的内部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基建投资中增长较快的有信息传输、环境、公共管理、水的生产和供应等行业，传统的公路、铁路、电力热力等行业下降。传统的铁公基的投入下降了。
制造业投资相对稳定，增长较快的有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医药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等技术含量较高领域。
服务业投资中增长较快的有社会保障和福利、科学研究、教育、卫生、娱乐、银行和其他金融、商务服务等领域。
出口也呈现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部门比重上升的态势。增长较快的有计算机信息设备、电气机械、化学原料和制品、专用和通用设备、医药、汽车、仪器仪表等。传统的纺织、家具行业保持稳定。进入发达国家高端市场的能力增强，比如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等。
刚才是概括说了一下，下面我们看一下趋势，如何扩大内需要从新实际出发，达成新共识。扩大消费要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但重点要转向增加发展型消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务之急，不能再拖下去了。
扩大投资重点放在基建、房地产中的大型建安工程，既不符合实际需求，也往往是低效率，形成新的烂尾工程。更重要的是资源错配，耽误了更为紧迫和重要的投资。要把投资的老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房地产”，转向新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服务业投资”，同样重要的是新三驾马车的投资重心转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本提升。
政府投资的着力点要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要改变人力资本投资见效弱和慢的看法，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直接拉动各类发展型需求；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拉动保障性住房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长期看，人力资本提升将增强发展的活力、质量和创新性。
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要更加重视人均指标。总量指标的局限性是，容易造成对人均水平的误判。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获得感，是以每个个体为基础的，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人力资本，要把人均指标、结构性指标放到优先位置，这也是人的发展状况评估精准到位、国内国际可比的现实要求。
两方面的国际经验值得重视。
由中等收入阶段上升到高收入阶段，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从历史上来看，从这一段时间能够由中等收入阶段上升到高收入阶段的不是很多，更多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增长，从明年开始，特别是明年或者是今年中国大概率会出现负增长。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出现负增长后增长率都在下降，而且实际增长比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两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我国的人均收入刚过1万美元，所以，我们能不能尽快的跨过高收入门槛，一两年内就能看到，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实际增速达到潜在增速的水平。
随着优化防疫政策“二十条”、“十条”，现在放开了，虽然放开以后又有新的情况，但总得来讲，应该说还是朝着放开的方向走。房地产十六条，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了很多积极的信息，有利的因素正在增加，所以，我们建议明年政府应该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我这个建议其实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我可以继续重复一下，但是由于今年基数低，由于明年上半年能够大部或全部摆脱疫情冲击影响，各项稳增长措施落实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稳预期、稳信心见到成效，实际增速还可能更高一些，力争明年增速达到5%左右，这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落实二十大精神，实现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发展目标必须迈出的关键步伐。
时间关系，我就很简单的再说一下，和刚才讲的需求的新特点相适应的，可以提出五大新增长动能。
·发展性需求，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是近3亿进城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带动发展型消费和相关生存型消费、住房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驱动的产业增长。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城乡人员、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农民进城，城里人也可下乡，现在农民进城有问题，城里人下乡更难，这方面要有所突破，带动城乡结合部住房和基建建设、制造业和服务发展、带动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聚集效应。进一步增强人口、要素和产业的聚集效应，持续推进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带动前沿科技原创突破、产业组织优胜劣汰，形成日益扩大的机遇产业素质、创新能力、要素利用效率提升的发展机会。
·出口升级。这也是一个重点，提升出口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和控制力，在保持成本优势的同时持续增强技术、质量竞争力，扩大高端市场占有率，汇率合理升值的背景下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
·数字化绿色化赋能。数字化绿色化天然是一体的，数字化绿色化相互融合，以增量优先，逐步替代存量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改造，扩展由大量应用场景驱动的增长空间。
这次中央特别强调要“四敢”，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这一点非常重要。这里面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一是企业家这个关键少数，二是地方官员特别是地方主要负责人，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台发动机，企业家预期弱、信心差，地方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如层层加码，即使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经济增长还有潜能，也会释放不出来。所以，下一步应该按照经济工作会议所讲的“四敢”，怎么让这两个关键少数的精神振作起来，让这两台发动机不熄火，转得快，应该有一些针对性比较强的政策措施。
在改革开放方面，应该有一些实质性、标志性的措施以增强预期提振信心。这里面我点几个要点。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方面要有针对性的澄清一些认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打破事实上存在的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还不少，比如银行贷款，国企、地方政府和民企，银行内部的潜规则就是非常明显的，各种金融机构都是有潜规则的，能否打破这些潜规则。
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使市场参与者有现实获得感和法律保障。我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